２００４年，对于9亿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金灿灿、沉甸甸的丰收年！

    当国人把“三农”问题炒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高层决策者似乎多了一些冷静和理智判断。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当前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清醒地认识到：2004年的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都带有恢复性质，基础还不牢固。我国粮食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扭转，农业投入不足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长期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因而对农业的生产能力、农民的富裕程度和农村的发展水平切不可估计过高，更不能因为一年形势好转就头脑发热、盲目乐观。这表明了我们党领导和驾御全局工作的执政能力提高与巨大进步！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几经曲折、历尽艰难。“吃一堑长一智。”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越是在农业生产形势好转之时越要保持头脑冷静，尽量减少或避免党的农村政策“变数”，对顺民意、得民心又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好政策、好措施，越要加以稳定、完善和强化。这样将使中国的农村和农村发展走得更远些，走得更快些，走得更好些。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这些都预示着过去那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已经过时，必须闯出一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新路。

    历史上常常会发生惊人相似的一幕。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发生过重大的“历史拐点”。当时全国上下一切为了保障城市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毛泽东同志竟然武断地认为：“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于是，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尽管梁漱溟先生大胆地提出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的尖锐批评，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眼里“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若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一主观判断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严重政治错误和重大决策失误。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全国接近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使我们党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于是，1962年9月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理修正草案》。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但还保留着障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本制度。由于当时允许和鼓励农村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又使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得以短暂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260亿斤、棉花以平均每年600万担的速度增长，而且还是连年增产。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几乎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边沿，这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总的看来，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2斤，平均每人每年仅增加1斤粮食。这一时期，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无偿提供资金高达6000～8000亿元。由此可见，对于工业与农业决不可以分割起来或互相孤立地去看待，只强调一方面必然忽略甚至削弱另一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五个一号文件”，把亿万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农村的好政策巧妙嫁接、相得益彰，促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到1984年出现“卖粮难”，再加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连串的农村大事、喜事、新事、难事不断地大量涌现出来，既让普通人感到眼花缭乱，又让高层决策者感到“农民的问题已经解决啦！”正是在这种“外呼内应”的一片欢呼声中，1987年中央下发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5号文件被完全淹没了。直到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仍强调“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实际上从1997年到2003年，9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总产量大幅度下降和价格波动尤为突出，乡镇企业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加上各地掀起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和农民负担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一并出现，搅得高层决策者措手不及，以至催生出台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进一步阐发由他们创造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让我们回过头深刻反省建国以来党在制定农村政策过程中犯下的多次重大决策失误，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归结为某个“关键人物”，而是由多种综合因素互相作用的结局。正像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座谈会上，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对共产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归纳为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这种真知灼见一针见血，击中了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屡次遭受重大挫折的症结所在。难道不是吗？！日前由《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幸福感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而有钱不等于幸福，财富仅仅是带来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无独有偶，另一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也表明，在城市中产阶层尚未成气候的背景下，农村已经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而且在城市人疲倦了都市生活而向往乡村田园，以吃农家菜、玩农家乐为时尚之时，农村人整日呆在城市人向往的生活中。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理，只要城乡居民互换居住地将会一举提升社会总体福利。这是一个不良信号，而不是兴奋，应当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与高度警惕！

    “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目前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有利条件很多，困难问题不少。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势头，对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意义非常重大。”这是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后不久，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势头》传递给我们的准确判断。实际上，目前我国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体制、观念、利益等诸多不太容易解决甚或没有根本解决的复杂矛盾，这些都将成为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拥有9亿农民人口的一个发展中大国，下一步如何演好“小马拉大车”这出戏更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难题。因此，我们应当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良好势头，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迈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质性步伐，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下大气力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把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尽快纳入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去，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