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一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于全球粮食供应趋紧且需求持续旺盛，“我国粮食供过于求、卖粮难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粮食安全也不仅仅关乎口粮和生物能源的材料来源，而且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粮食安全的警钟必须始终长鸣。然而，在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的背景下，潜藏着的生态威胁绝不容忽视，对此，必须积极寻求新型粮食安全保障之路。

　　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于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维系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发挥其比较优势，首要条件是粮食生产要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要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制的完善等。创造粮食生产良好的内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

　　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以及推进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200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对种粮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从其实践来看，的确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粮食产量打破自2000年以来连续4年减产的僵局，实现连续4年增长。

　　然而，由于许多地方的粮食直接补贴一般都是根据当前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发放，因此，农民必须在土地上常年耕种某种作物，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直接补贴，这不利于农作物的轮耕，而作物轮耕是抵御病虫害的自然方法，从另一个侧面来讲，目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让农民更倾向于用化学方法来替代自然虫害控制方法。而实际上，目前，我国平均每公顷化肥施用量为400公斤，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固然推动了农业增产，但这些化肥和农药不仅可能会污染环境，而且食品中的化学残余物还会对农民和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也与WTO环保标准相去甚远。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在发生了病虫害后不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而是说目前的粮食直接补贴方式可能正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引发环境问题。

　　其次，由于补贴按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发放，农户也乐于增加土地投入，而这部分新增的土地往往是环境敏感的“边际”土地，如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陡坡、滩涂或沼泽地，这对整个生态系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此外，也要防止今后在宏观政策环境对粮食生产倾斜、购粮成本增加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和农户也有可能达成默契，将曾经“退耕还林”的土地再开发再利用，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退林还耕、退草还耕”的问题再度发生，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破坏。

　　所以说，目前对粮食直接补贴方式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当然，即便加上对环境成本的考量，也并不足以否定粮食直接补贴的存在意义，因为，粮食直接补贴在当前的中国不仅必要，而且急需，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补贴、补贴多少和补贴政策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如何尽可能地降低补贴的环境成本、提高补贴的效率。

　　对此，应该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积重难返的教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综合统筹粮食安全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三个层次，改变“普惠式”的补贴方式，优化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组合。要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的规定，在其框架许可下充分利用绿箱政策，重建以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国家税收支农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主体的黄箱政策体系，灵活选择不挂钩的固定补贴、不挂钩的差价补贴、挂钩的固定补贴和挂钩的差价补贴，或者灵活设计不同补贴方式的组合，以更好地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同时，要有意识地运用比较优势的原则，要将补贴向种粮大户、种粮能手倾斜，向中高产农地倾斜，而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并注意设计好适当的补贴水平。如果不惜一切代价，以补贴去鼓励所有人都去种粮食，可能会导致农业效益下降。

　　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逐步增加并适当调整反哺农业的力度，提高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同时，在给粮农以直接补贴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增强补贴资金的落实力度和投入方向的透明度，克服补贴中间各环节的资金“缩水”，确保对粮农的直接补贴实至名归。除此之外，还要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继续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效益农业、特色农业，提高优势农产品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