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淆。必须引导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告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职业选择，将职业分化转移进行到底——

　　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风雨洗礼，中国农村正由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附着其上的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种种因素的制约，绝大多数的务工农民在职业分化上深陷僵局，只是如“候鸟”一般频繁迁徙于城乡之间，像“浮萍”一样飘零游弋于工农边缘。职业定位上“亦工亦农”的摇摆正显现出职业分化上“非工非农”的徘徊，长此以往，不仅阻滞务工农民向城市市民、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等社会角色的分化过渡，更会对农村社会的彻底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工业化水平提升带来重重牵绊。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既包括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地域分流，也包含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分化。如果将地域分流看作外在表现，那么职业分化则为实质目的，二者合一方才体现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过程。也只有农民实现了彻底的身份转变、职业转移，形成了清晰的职业定位，才能真正发挥地域流动的现实意义，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因此，决不能混淆“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两个概念，必须引导目前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告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分别在农民非农化、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兼业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职业选择，将职业分化转移进行到底。

　　长期非稳态就业：误城误乡、误农误工

　　农民工，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的前面是工人，他们的后面是农民。他们前进一步是城市是市民，他们后退一步是农村是农民。他们人人都想前进一步，但前进一步何其之难。他们被城市一张无形的大网缠绕着，进不去，走不开，欲罢不能，欲舍不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民工潮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第一代农民工如今已是青春不再。他们中除极少数能在城市扎根外，绝大多数已被企业不招40岁以上农民工的潜规则或逼回农村或即使留在城里也只能在更加苦、累、脏、险的低端产业就业。这种逐步退化的非稳态就业现象如长期持续下去，将严重影响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十分不利于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

　　1、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制约自身全面发展，背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所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培养和依靠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在实践上把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作用问题融入建构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进程之中。我国的务工农民现已达两亿之众，是二、三产业劳动力资源的主体力量。但由于其在城市中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和“无根生存”状态，使得农民工在教育、卫生、文化等多个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权利贫困，要在这样的状态下实现个人的全方位发展是很难做到的。特别在教育培训方面，就业状态飘忽不定加之城市社会各方都无意为其支付成本，务工农民的“能力再造”与“深度开发”无法实现，知识技能、文化素养难以提升，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消耗青春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据调查统计，全国3200万建筑业的农民工90%是小学以下文化，90%没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巨大的教育素质断层不仅剥夺了农民工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而且制约了其能力、素养的全面提高，进而形成社会整体演进中的障碍与短板。

　　2、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导致资金、社会资本及自身素养难以积累，制约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关键是如何把人“化”入城市。务工农民真正为城市所“化”，既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金、社会资本等等方面的代内积累，维持城市生活，又需要在代际之间实现素养的积累，使自身与后代彻底融入城市社会。但“亦工亦农”的职业飘摇，使务工农民长期徘徊于低端劳务领域，且有一些人迷陷于城市高消费攀比之中，自身的劳动积累和资金节余极为有限。农民工一年忙到头，收不抵支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他们能够通过资金积累，支付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实现进城定居的过程则延绵无期。最新的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民工等城市新移民的生活和职业，意义重大。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职业生涯和社会生活所掌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可以凭借社会资本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社会资源，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但在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际圈，仅限于少数同乡之间，从业领域难以固定，职业联系缺乏持续性，保障城市基本生存的社会资本极度匮乏。据东莞和晋江两地调查，外来务工人员基本3－4年就要全部更新一次，能连续务工五年的不足10%；同时城乡之间频繁的空间转换，不仅影响务工农民自身传统落后观念的改造，亦使得他们的子女游离于正常稳定的教育环境之外，游走于城乡二元体制之间。可以预见，继续生存于这种不良的教育环境之下，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将极有可能囿于素质低下，延续父辈的生存状态，成为“城市边缘人二代”。这一方面阻碍城市文明进程，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社会隐患。就总体而言，职业上“亦工亦农”，生活上城乡两栖的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只是被“准城市化”、“假城市化”、实质上被“边缘化”。

　　3、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导致知识技能普遍断裂，制约工业化水平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数亿务工农民源源不断地从边际效率递减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我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得到强化，工业化在量上的扩张基本得以实现。目前，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生产技术革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实现从“装备中国”到“中国装备”的飞跃，需要一支就业稳定、素质过硬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支撑和驱动。但在非稳定的就业状态之下，进城农民普遍缺乏清晰的职业定位与连续的职业履历，适应现代产业升级的职业技能、知识素养无法稳步提升、持续生成，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角色转型时续时断、逐渐趋缓。发达国家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占产业工人总数的80%，初级技工只占20％，我国恰恰倒过来，中高级技工所占比例与计划经济时代都相去甚远，工人队伍的总体技能已出现较大滑坡。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愈来愈多的进城农民周而复始地出入于低端劳务领域，其所造成的“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远远偏离价值”的现象正使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未来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投资新技术、新设备；而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就越不会提高工人工资。长期维持这种局面，我国后期工业发展将会陷入低水平的“平面化”扩张而不能自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亦将无法顺利实现。

　　4、务工农民长期非稳态就业导致对农村、农业不断疏离，阻滞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都亟需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合作的新型农民。但在频繁往复的城乡迁移中，不少农民身在城市却感叹“城里的生活很无奈”，回到农村却感觉“城里的世界很精彩”。“民工潮”的起起落落之间，农民劳动价值观正逐渐改变，农业劳动受摒弃、被疏离的现象已经弥漫于农民工群体，空洞的农村里只有老弱妇孺无奈固守着田园，传承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正走向没落的边缘，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正在遭遇一个无所依托，难寻主体的年代。据安徽省对5个县区调查，平均在家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总劳力的10%。而青壮年劳动力正是农村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的大量外出造成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快速下降。在另一个方面，目前很多城市的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务工农民在透支了体力、精力之后，身无长技，无业可就，只能离城返乡，以民工“40岁现象”为代表的城乡劳动力反流趋势正在显现。但回乡农民一无社会保障，二无工资积累，农活荒废，农技生疏，重操旧业已力不从心，重新返贫随时可能发生。再加上不少人已被繁华奢迷的城市生活吊高胃口，十分厌倦农村生活，更排斥“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法成为主力。

　　让农民不当农民

　　推进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农民是城市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同时，跳出农门也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追求。“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功夫在农外”之类的观点已成为三农学界与决策领域的基本共识。当前，尤需花大力气优化政策环境，尽快使那些有条件有能力“不想当农民”的农民做圆城市梦。

　　1、让一部分农民不当农民，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大势所趋。2007年5月23日，全世界城市人口总量达到33.3992253亿人，农村人口总数为33.3866404亿人，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村人口。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还很低，至2006年仅为4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最新评估表明，在2001至2010年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10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总规模继续扩大，估计将达到1.6亿－1.8亿。到2010年，中国的就业规模将达到7.97亿人，第一产业劳动力继续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调整为40：24：36。2010年以后，受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将有所放慢，但平均每年转移量仍在1200万－1300万人之间。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就业非农化是大势所趋，是牵动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质量全局的重要问题。

　　2、让农民不当农民，前提是要优化农民在城乡之间转移就业的政策环境。促进农民向城市转移就业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个多维的政策框架。首先，应在农村积极、稳妥地破除人口流动和职业转移中的土地产权制度障碍。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给农民的流动就业提供极为便捷的条件。可以说土地既是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又是牵绊他们滞留农村的脚链、枷锁。为此，要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建立服务体系，创新流转方式，以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转促进农民的转移就业，在加快农民转移就业中扩大土地流转空间；第二，应在城市中彻底消除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性约束。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特别是附着其上的各种歧视性待遇，如只向市民覆盖的安居工程等仍是当前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障碍之一。城市政府要改革现有劳动就业制度，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壁垒和地区分割格局，降低农民进城就业成本，公平农民工收入水平，消除农民进入城市的体制、政策障碍，为农民工提供如廉租房等基本的生活条件；第三，应秉承统筹城乡的发展思路，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最终建立起覆盖城乡、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对于身处异乡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安全网”，对于当地社会和企业来说则是“减压器”。从农民工的现实需求来看，其社会保障须区分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行，当前下大气力解决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大问题，这是保证城市社会安定和谐，实现进城农民稳定就业的基础性措施。

　　3、让农民不当农民，关键是要提升务工农民定居城市、转移就业的素养和能力。通过对其“深度加工”、实现“能力再造”，促进由“空间流动”到“职业转移”的过渡，为农民变工人、成市民搭建平台。其一，应对农民进行城市文明的规范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公益行动和社区活动，宣扬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确保先进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真正扎根务工农民，化为文化修养，转为自觉行动；其二，应将成人再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等补偿教育的基础工作抓实抓好，要把收费门槛放低，培训范围扩大，教学形式搞活。着力建立起一个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出资，面向基层、覆盖城乡的，包括职业技校、成人夜校、社区教育以及就业辅导在内的多元劳动力转移转岗培训教育体系；其三，让进城务工农民的下一代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城市教育、沐浴城市文明，这才是农民工离开故土、走向城市的真实价值。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公平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责任，要为其提供助学贷款、降低收费门槛、制定相应政策、消除制度障碍，对积极吸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办学机构给予优惠政策，对于打工子弟学校要加强管理而非惩罚处理，应尽力帮扶绝非全面取缔。每一个城市都应明白：现在多放几张书桌，将来就可能少建几座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