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山村 　　本报记者　夏长勇摄 　　桑国卫(右三)等考察团成员在村卫生室详细了解情况。 　　人民网记者　夏长勇摄

　　围绕这两个问题，4月4日至10日，农工党中央考察团一行20余人，深入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毕节、贵阳等地的贫困山区作深入调研。

　　贵州的路弯曲盘旋，颠簸难行。6天里，考察团翻山越岭、进村入寨，每天驱车数百公里。他们认真察看调研点，和苗、彝、布依、回等少数民族群众坦诚座谈，为地方政府出谋划策，取得丰硕成果。

　　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个“网底”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中共十七大作出的庄严承诺。

　　在县、乡、村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中，村卫生室是“网底”，这个“底”织得牢，农民就可以“小病不出村、防病有人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有保障。

　　在水城、威宁、毕节、大方、开阳等县（市）的农村，考察团察看了多个村卫生室，地方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的努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所到之处,农民评价最高的是“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说，每年个人只交一二十元钱，到县城看病可报销65%，在乡、村看病，报销得更多。农民“敢看病”了，村卫生室就显得愈加重要，这个“网底”的脆弱性也就更令人担忧――

　　投入不足，设备简陋。水城县玉舍村的卫生室设在一间破旧的民房里，“设备”仅有一张病床、一个药箱、一副听诊器、一个旧药柜。据六盘水卫生局局长介绍，全市90%的村卫生室设在民房或租用房里，且大部分低于45―60平方米的标准，也做不到“三室一房”分开。目前，全省仍有1265个行政村未设卫生室；亟待投资建设的一般村卫生室为10595所（每所5万元）、甲级村卫生室为8000所（每所8万元），资金缺口巨大。

　　人才紧缺，素质偏低。全省26440名村医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4.4%；中专（含高中）学历以下人员占到40.8%。村医中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仅占5.3%。持“乡村医师”证书者是村医的中坚，占到总数80%。

　　待遇较差，队伍不稳。马兴元、董万龙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二塘镇梅花村的村医，政府每月给卫生室150元的补助，这就是他们两人的“基本工资”。除此以外，打一针疫苗，可获0.2元补贴；开药可加价15%。这些都算上，人均月收入也就300元左右，比外出打工差多了。这两个农民离不开的年轻“先生”能坚持多久，令人担心。

　　在梅花村、艾家坪村等地，身为著名药学专家的桑国卫、卫生部副部长刘谦等发现，村医开出的处方近一半是抗生素，这使他们十分担忧。他们提出，抗生素滥用会产生耐药性，隐患很大，希望引起关注。

　　白天考察风尘仆仆，晚间碰头热气腾腾。渐渐地，大家达成了不少共识――

　　村卫生室应该是公益性的，要改变当前中央财政资金投入上“重视县乡、忽视村级”的状况，改变村卫生室“以药养医”的现状，使其切实承担起公共卫生的职能。

　　提高村医工资与福利待遇，建设一支“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村医队伍。建议国家出台扶持政策，逐步把村卫生室列为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

　　应大力推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由乡镇卫生院履行管理职能，实行“人员统一调配，药品统一调拨，财务统一监管，工作统一考核”。

　　“吃上安全水，是建设小康社会前提”

　　贵州“富”水。全省年降水量1100―1300毫米，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六位。

　　贵州缺水！全省62%的土地处于喀斯特地区，雨水落地立即渗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全省92.5%的土地为山地或丘陵，山高水低，引水困难，“工程性缺水”严重。迄今，全省农村尚有1151万人吃水难！不少山区群众长年喝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

　　焦渴的贵州，令人心酸。威宁县艾家坪村的村民要雇拖拉机到20公里外买水吃，一桶50斤的水便宜时要1元钱，贵时要2元，一吨水最少合40元。真是“吃水贵如油，天天为水愁。”

　　一边是缺水，一边是水污染。地处威宁县的草海湿地，被称为“高原明珠”，然而由于生态的恶化，草海面积从原先的45平方公里，缩减至25平方公里，且污染严重。看完草海，桑国卫心事重重，他一再呼吁，绝不能让美丽的草海陷入“不可不来，不可再来”的尴尬境地。

　　事实上，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已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省委已把“农村饮用水安全”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工作的主要内容、为群众办的“十件实事”之一,提出要“三步变作一步走”，在“十一五”期间筹资100亿元以上，解决1151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贵州地下水资源中，岩溶水占到80%，岩溶水开发前景广阔。据省地矿局副局长杨在锋测算，开发岩溶水，从找水、送水，到入户，在每个农民身上仅需投入400元。桑国卫表示，农工党将发挥智力优势，主办一次“高峰论坛”，帮助贵州推进这一“民心工程”。

　　“毕节不脱贫，农工党不脱钩”

　　毕节地处贵州西北部，有汉、彝、苗、仡佬等30多个民族。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山石裸露，土地贫瘠，水源稀缺，经济十分困难。

　　1988年，经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倡议、国务院批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毕节试验区成立。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毕节的生产总值由23.4亿元增加到325亿元，增长近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6元增加到2458元，增长10倍。

　　毕节的进步，有农工党中央的一份功劳。农工党中央历届主席卢嘉锡、蒋正华、桑国卫均多次深入毕节调研，为毕节的发展奔走呼号、牵线搭桥。试验区一成立，农工党就派出该党中央常委、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常近时任试验区专家组副组长，一干就是四届。农工党中央干部在毕节挂职期间，为毕节引进多个项目，项目资金上亿元。

　　大方县是农工党中央的扶贫联系点。20年来，农工党向该县投资或为其引进了“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县”、“1+1滚动养牛扶贫”等一大批项目；捐资创办了“泸黔前进苗族女子班”，设立了“前进奖学金”，先后投入教育经费110多万元。在农工党中央原主席卢嘉锡的呼吁下，国家先后投入数千万元用于毕节地区“氟骨症”防治，使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大方不脱贫，农工党不脱钩；脱了贫也不断线”。农工党中央新任主席桑国卫对大方情深意切。1月26日，他不顾冰雪凝冻带来的危险，冒着严寒到大方等地调研。作为杰出的药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当地种植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可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的高原中药材，是扶贫的一条好路子。在他亲自协调下，贵州同济堂医药公司在大方县大坝村投资50多万元，建立了刺梨种植示范基地（100亩）。农工党还筹资40万，并协调其它社会资金，帮助农民种植半夏710亩。

　　“不知道大坝村的刺梨、半夏种得咋样了？”4月8日，桑国卫再次率团来到大坝村。在一块刺梨地里，桑国卫蹲下身仔细查看。看到记者站到田中间拍照，桑国卫急了，说：“你们别踩了，我本来就没几棵苗！”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在半夏基地，县扶贫办的同志向考察团介绍，半夏种好了，每亩每年可纯收入四五千元，农民现在的积极性可高了！听到这里，桑国卫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