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占领农村这一重大历史变革过程时，把三种不同的农业资本主义演进形式分别称之为“英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由大土地所有者、租佃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构成的古典式英国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普世价值不断提出质疑，进而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用不着有丝毫怀疑，农业的每一部门在中小生产内就如同在大生产内一样可以同样合理地经营，而且甚至和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中集约耕作就使小经营较大经营有极大的优越性。……在农业的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高的生产形式。”[1]他们由此认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理论“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农业的发展就不然”。[2]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展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大讨论，被称之为“布伦纳辩论”。[3]我国不少学者也认为：“英国式道路是以圈地为主要形式，以暴力手段剥夺农民为主要特征。它不顾以往的成规而牺牲自耕农的利益，甚至超越自由农民的土地占有制而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势必伴随着大批农民被排挤、被驱逐的暴力史和农民日益走向贫困化的血泪史。”[4]其实，这种认识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也不符合当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本文试图重新认识和把握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英国式道路”的实质内涵及其新的变化，以期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