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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案件维权实录
作者:徐世龙    文章来源:法邦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0-16    

  题记:希望能从这里推开一扇透视中国工伤现状之窗。从王怀省的经历,大家也许可以感受到目前农民工面临工伤维权时的种种艰辛。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工伤农民工王怀省的感慨

  2010年2月13日,农历除夕夜。52岁的王怀省坐在漆黑的出租屋内发愣,电话响了,他几次想拿起电话,却抬不起右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擦了擦泪水,用左手拿起电话,电话是女儿打来的。

  挂了电话,王怀省忍不住哭了。

  王怀省说,他天生就有残疾,好不容易在北京找了份工作。然而,命运多舛,刚上了12天班,就被立铣机打断右手食指。住院治疗时,他惊奇的发现,他病历手册上的名字写的不是“王怀省”,而是同厂的另一名职工“邓俊山”。为此,王怀省至今无法申请工伤向厂方索要合理赔偿,现在生活极为不便,春节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自己是

  不是遭受了工伤?老板与他各执一词。

  一、)王怀省说:断指的是我,登记的却是他(邓俊山)

  工伤住院,病历手册写了别人名字。王怀省于2010年1月12日入职某工艺品公司。同日,厂方负责人任付才安排他到木工车间任木工。2010年1月23日上午王怀省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受伤原因是木盒粘结不牢,连手一起进入立铣机受伤,右手食指末关节被打掉,大概四十多分钟以后他才被送往医院治疗。

  令王怀省感到奇怪的是,受伤的是他,但自己的病历手册上却写着工友“邓俊山”的名字。他要求医院将名字改过来,但工厂负责人任付才称,“第一、你没有上工伤保险无法报销;第二,病历手册上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回来好商量”。王怀省说,当时他的手痛得不行,因此自己没再跟他们计较。

  二、)业内人士说:民企买工伤保险有“猫腻”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大部分工厂只为少数工人购买工伤保险。如果出了事故,厂方就将其改成已买工伤保险的工人名字,骗取保险金。”12月4日,一名在民企工作多年的人力资源部主管向笔者表示,“骗保”现象在民营企业严重。他声称,不久前自己所在公司的一名工人出事,在医院治疗花了8万多元,“他是顶替另一名参加了工伤保险的工人名字,才获得工伤赔偿的。”

  相关业内人士坦承,除制造业外,包括采矿和运输等多个工伤高危行业都是如此操作:不管有多少工人,只购买几份工伤保险,一旦有工人出事,就让这名工人换成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人名字骗保。

  三、)北京市规定:“骗保”情节严重者,社保卡停3年

  2010年12月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参保人员违反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处理办法》,医保参保人员7种行为将被重点监督,骗保人员将被处以骗保金额1至3倍的罚款,3年内对其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在此期间,社保卡停止使用,就医费用个人现金支付,在经指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才能一年一次到指定区县按规定报销。对其中因骗保行为触犯刑律的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老板说:我们不认识王怀省,公司和他不存在劳动关系

  做了截指手术后,单位不再支付任何医疗费,因无钱治病,王怀省被迫出院。因为医疗费的事,老王多次找任付才以及老板胡枫红等,“但他们总是不理我,甚至恐吓威胁我”。王怀省觉得很委屈。他本打算春节回家过年的,但因为断指的事,没什么钱,向老板要200元路费,老板也不给,就这样王怀省在北京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春节。

  由于本身系残疾人,遭遇工伤后,王怀省先是找老板协商。协商无效后王怀省于2010年2月25日到残联求助,2010年3月1日还去北京市卫生局反映过情况。2010年3月3日村委会综治办治安大队的刘先生曾出面协调此事亦未果。

  几经周折后,王怀省来到了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工作人员告诉王怀省,申请工伤认定须提供工伤认定申请表,伤亡人员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包括初次)等必备资料。然而,由于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病历手册上也不是自己的名字,王怀省没法提供初次医疗诊断证明。

  无奈之下,王怀省来到当初治疗的医院。为他做手术的医生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患者的名字,只能根据单位报名字登记,更改病历需要单位出面。

  单位得知王怀省要申报工伤时,态度更为恶劣,不仅不予以协助,还明确表示:“我们不认识你,公司与你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

  五、)仲裁委认为:王怀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申诉请求,证据不足。

  单位不承认劳动关系,我该怎么办?王怀省无奈之下找商业律师去咨询,商业律师告诉他:对于工伤类劳动争议案件,目前法律程序是,如果劳动关系不明确,先要经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才能申请工伤认定。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至少需要交1万元代理费。1万元对于王怀省来说不是个小数目,王怀省只好想办法自己来打这场官司。

  在王怀省的再三恳求之下,厂方负责人任付才写了一份证明。拿着这份证明后,王怀省如获至宝,他认为凭着这份证明以及老板爱人朱保新亲笔写的电话号码,足以说明一切。

  仲裁开庭时,单位不认可王怀省提交的证据材料,否认与王怀省存在劳动关系,但承认单位确实有邓俊山其人。

  2010年8月4日,王怀省领取了仲裁裁决书。仲裁委认为:王怀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申诉请求,证据不足。并据此驳回王怀省的申诉请求。看到“驳回王怀省的申诉请求”后,王怀省当时就懵了。

  有专家认为:该仲裁裁决暴露出与社会保障相关的公民利益诉求解决机制存在一定局限,易成为矛盾的聚集点和爆发点。劳动者本人法律意识不强无疑是主要原因,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及司法救济途径不畅通,也是导致本案产生的重要因素。

  该案的发生,反映了劳动者维权渠道有限、经济救助制度未及时介入和执法方式缺少以人为本的关怀。且不说王怀省的诉求是否合法,在王怀省因工伤不能工作、又没有社保的情况下,应当由相关部门主动介入,对他在经济上进行一定的扶助,即使他不符合低保的条件,也可以提供一些临时的补助。

  “老板逃避工伤责任比欠薪更严重,因为工伤者等钱救命,但现有法规存在漏洞,对这种逃匿的行为还没有应对条款”,对于无良老板,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行政监管。

  六、)邓俊山说:让我作证可以,但需要给我5万元出庭费

  仲裁败诉后,王怀省想到了邓俊山(病历手册登记的那位工友)。只要能找到邓俊山并求他出庭作证,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王怀省费尽周折找到了工友邓俊山。邓俊山得知王怀省要和单位打官司时,明确表示:“让我作证可以,但需要给我5万元出庭费。”

  每次谈到这件事,王怀省总是摇头:“我实在是伤不起,认定工伤真叫个难呀!”摇头的同时,眼圈也变得愈加湿润。

  七、)援助律师感言:执法部门要给予特殊人群心理救助

  2010年8月10日,王怀省慕名找到了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考虑到王怀省的实际困难,中心决定伸出援手并安排我来处理此案。在首次接待王怀省的过程中,王怀省多次重复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清楚地意识到王怀省目前的情绪很不稳定,因此尽量和他多沟通,以便及时疏导他的负面情绪。在接受委托的第一个月当中,我先后接待王怀省达15次之多。

  在接待中我还了解到,王怀省受伤期间,连他的母亲病故也未及时回老家料理,精神和身体受到双重打击。对此情况我深表同情。

  2010年9月16日,大兴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庭审结束后,我特意问公司老板胡枫红:“王怀省如今已身无分文,又患重病,急需治疗,能否从人道主义出发,垫付适当的医疗费?”

  闻听此言,胡女士霍然而起,说:“拒绝回答,我们走。”随即拂袖而去。

  接受委托后,我一直担忧一件事情:一旦法院最终判处王怀省败诉,那么,当初不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不为他办社会保险的单位就理所当然地逍遥法外?这个结果客观上造成的事实是,违法的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惩办,而心安理得地躲过了法律制裁。而想依法办事的人却因得不到支持而产生绝望,致使行为走向极端。

  从目前的情况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仍存在衔接不畅和程序过于复杂的问题。劳动争议的现行处理程序过于复杂,也是引起劳动者对法律和社会不满的重要原因。以王怀省工伤认定案为例,一起普通工伤案件可能要依次经过初次工伤认定、确认劳动关系仲裁、一审、二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行政诉讼二审、劳动能力鉴定、工伤待遇索赔仲裁、民事诉讼一审、民事诉讼二审、执行12个程序,等劳动者拿到赔偿时,可能两三年已经过去了。对于因受伤等待支付医疗费用的劳动者来说,漫长的法律程序可能会导致劳动者失去治疗的机会,也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心,从而采取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

  援助律师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既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也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公民心理保护机制,及时有效地对一些特殊人群给予必要的心理救助,帮助他们正确疏导负面情绪,防止潜在的悲剧发生。

  八、)援助中心认为:数道“拦路虎”导致工伤认定难

  在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援助的案件中,超过85%的农民工没有办理工伤保险,没有一个用人单位主动申请工伤认定、主动支付工伤待遇。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只能自己承担伤害造成的后果,这对原本生活艰难的农民工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常常是“一人受伤,全家落难”。

  工伤农民工流血又流泪的事情比比皆是。农民工工伤维权难背后的社会之痛值得深思。

  工伤认定主要难在哪里?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指出,没签劳动合同,认定耗时长程序复杂,法律意识薄弱,企业无德等是造成“让受伤者流血又流泪”的主要原因。与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正规用工相比,非法用工工伤认定就更难。

  以王怀省案件为例,由于王怀省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要想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并不是件易事。

  证明自身与工作单位的劳动关系是进行工伤认定的首要条件,若是连劳动关系都无法证明,工伤认定将无法进行。这个问题在非法用工市场普遍存在。

  工伤认定耗时长、程序复杂。对于工伤类劳动争议案件,目前法律程序是,如果劳动关系不明确,先要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确认劳动关系,才能申请工伤认定。

  法治观念淡薄也为工伤认定设置了许多障碍。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本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更是法律的要求。但是,现实生活中,多数农民工就业技能单一,法律意识不强。为了保住饭碗,他们即使明知用人单位违规操作,侵犯其权益,也只能忍气吞声,唯心接受不办理工伤保险,不改善劳动条件等霸王条款,冒险工作、超负荷劳动。结果是便宜了企业主,害苦了自己。

  企业对工伤事故处理缺乏人情味也是主要原因。在逐利思维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当下,部分企业主为了节省费用,以影响发展和竞争力为由,不给职工买保险。尤其是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更是很难获得这部分权益。

  工伤事故发生后,一些企业不仅不反思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安抚受伤农民工,反而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缺乏对伤残员工的同情心、关爱心。在对工伤职工救治时,总想费用低一些,治疗时间短一些。在工伤待遇的赔偿上,总是找各种借口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特别对一些因工伤残的外地农民工,有的仅付一两千元钱就打发走人,有的甚至对工伤职工进行威胁恐吓。

  本案中,用人单位否认劳动关系的背后,暴露了资方的霸道,也反映出用工单位违法成本低的客观现实。因此,笔者认为:职能部门提高执行力,增加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尤为必要。只有相关部门勤于主动出击,认真受理举报,谁违规就处罚谁,才能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减少劳动者工伤事故发生几率,防止工伤农民工流血又流泪的悲剧重演。

  真正要想解决现在工伤认定难的困境,笔者认为需要有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第一个是司法上要给工人更多的权利保障,工人在利用法律来维权的时候,他的门槛较低,比如工人如果想证明自己遭遇工伤,可不可以考虑把举证责任由工人举证变成企业举证,这样的话工人在法律维权的时候,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要增加法律现在的独立性,使工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增加跟企业博弈的能力和谈判的筹码,很多工伤高危行业中,工人已经意识到了,如果他在跟企业领导博弈的过程中,要么选择失去健康,要么选择失去工作,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谈判能力的,这时,政府就必须要赋予工人在面对恶劣的生产环境的时候,他有权拒绝工作,通过工会将分散的工人团结起来才可以跟企业进行谈判,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地位才会均衡起来,他们才能摆脱工伤对他们的威胁。

  我们有必要呼吁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尽快出台,进一步健全机制和明确责任、权利、义务。

  尤其应确立“用人单位负责,行业规范管理,政府依法监管,职工群众监督”的职业安全综合管理体制,建立工伤防治工作三方协调机制和行业责任制体系,规定工伤认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等,从而为工伤者维权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九、)工伤职工家属呼吁:劳动者出卖的是血汗,而不是血肉!

  在义联中心代理过的众多工伤案件中,工伤职工本人及其家属多次提出疑问:劳动者在公司工作,除了出卖血汗,难道还要连同出卖血肉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此,工伤职工家属呼吁:

  1. 公司应该尊重工人安全劳动的权利,应该提供给工人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立即对于各种伤害性的环境、机器予以整治,定期组织工人参加体检。

  2. 公司也应建立公开透明、合法合理的工伤处理机制,从工伤预防着手,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安全。

  3.同时也呼吁当地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对公司在其辖区内的厂区进行安全生产的监督与检查,对工伤瞒报谎报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整治,切实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

  4.当地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公民心理保护机制,及时有效地对一些特殊人群给予必要的经济救助和心理救助,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困难、正确疏导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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